首页 热门头条 正文

韩总理:将对仇恨集会采取严厉措施

维护秩序还是压制言论?

2023年深秋,首尔明洞街头的人群再次聚集,不同于往年的购物潮或文化活动,这次集会的标语刺眼——“驱逐外来者”“保护韩国血统”,手持韩国国旗的参与者与反对者发生冲突,警方动用高压水枪维持秩序,场面一度失控,这场集会只是韩国近年频发的“仇恨集会”之一,而韩国总理韩德洙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强硬表态:“政府将对煽动歧视与暴力的仇恨集会采取严厉措施,绝不容忍破坏社会和谐的行为。”

这一表态迅速引发舆论热议,支持者认为,仇恨集会已成为撕裂社会、威胁公共安全的“毒瘤”,必须用铁腕手段整治;反对者则担忧,以“维护秩序”为名的严厉措施可能模糊言论自由的边界,甚至成为压制异见的工具,在多元文化冲突加剧、社会对立深化的韩国,政府这场“严打仇恨集会”的行动,究竟是在守护社会底线,还是在踏向另一个极端?

仇恨集会的“土壤”:从边缘到主流的蔓延

要理解韩国政府的强硬态度,必须先看清仇恨集会在韩国的演变轨迹,这些集会并非凭空出现,而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产物。

近年来,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,韩国的移民人口从2000年的不足15万飙升至2022年的超过200万,占总人口的4%,来自东南亚的劳工、中国的朝鲜族移民、南亚的婚姻移民等群体,在餐饮、建筑、家政等行业成为劳动力支柱,却也因文化差异、经济竞争等问题成为部分韩国人眼中的“异类”,首尔某大学2023年的调查显示,38%的受访者认为“移民抢走了韩国人的工作”,29%表示“无法接受与外国人做邻居”,这种排外情绪,为仇恨集会提供了最基础的“民意土壤”。

除了移民问题,LGBTQ+群体、宗教少数派(如伊斯兰教徒)也成为仇恨集会的目标,2022年首尔同性恋游行期间,数百名保守派基督教人士在街头高举“同性恋是韩国的耻辱”“保护我们的孩子”等标语,高唱圣歌抗议,甚至向游行参与者投掷鸡蛋和石块,类似事件在釜山、大邱等城市屡见不鲜,而集会的诉求也从最初的“反对多元文化”逐渐扩展到攻击特定政治立场(如亲 progressive 人士)、批判司法制度(如反对前总统朴槿惠特赦)等,议题愈发泛化,参与者也从最初的边缘保守团体,向普通市民渗透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,仇恨集会的形式也在“升级”,过去,这类集会多在固定场所(如市政厅前)进行,参与者以中老年人为主;通过社交媒体(如Telegram、Twitter)组织的“快闪式集会”增多,参与者年轻化趋势明显,2023年,一名20岁大学生在网络上发起“反移民集会”,短短3天就有超过5000人响应,其中30岁以下占比达45%,这些集会往往伴随着极端言论:有参与者公开呼吁“外国人滚出韩国”,甚至有人喊出“用暴力解决外来者”,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数据显示,2022年韩国仇恨犯罪案件较2018年增长了73%,其中直接由仇恨集会引发的暴力事件占比超40%。

面对愈演愈烈的仇恨言论和暴力行为,政府的“严打”似乎成了必然选择,但问题在于:什么样的集会算“仇恨集会”?“严厉措施”的边界在哪里?

“严厉措施”的具体内容:从立法到执法的全面收紧

韩德洙总理表态后,韩国政府迅速公布了“严打仇恨集会”的具体方案,涵盖立法、执法、监管三个层面,力度之大、范围之广,引发社会各界对“权力滥用”的担忧。

立法层面,政府计划推动《反歧视法》修订,将“煽动群体仇恨”明确为犯罪行为,最高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(约合15.7万元人民币)罚款,韩国法律中虽有“禁止诽谤名誉”“妨碍公务”等条款,但针对“群体仇恨”的规定较为模糊,常因“言论自由”的辩护而难以定罪,2021年一名保守派博主在社交媒体发布“移民犯罪率是韩国人的10倍”的帖子,虽被检方起诉,但法院最终以“事实表述”为由判其无罪,新法案将明确“仇恨言论”的界定标准,即“基于国籍、人种、宗教、性取向等特定身份,煽动对群体的歧视或暴力”。

执法层面,警方将设立“仇恨集会专项管理小组”,对集会申请进行“前置审查”,根据现行《集会示威法》,集会组织者只需提前3天向警方申报即可,警方无权拒绝;但新规下,若警方认定集会“可能煽动仇恨或暴力”,可要求修改标语、限制人数,甚至直接禁止,2023年11月,首尔警方以“可能引发民族冲突”为由,拒绝了某保守团体发起的“反伊斯兰教集会”申请,这是韩国首次基于“仇恨风险”否决集会,警方还将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控,对发布仇恨言论的账号采取“冻结48小时”“实名登记”等措施,2023年10月已有超过2000个账号因此被限制使用。

监管层面,政府要求媒体和平台企业“自我审查”,不得传播仇恨集会相关信息,韩国放送通信审议委员会(KCSC)宣布,将对播出仇恨集会画面的电视台处以最高1亿韩元罚款;而Google、Naver等平台则被要求删除“仇恨集会招募信息”,并屏蔽相关关键词搜索。

这些措施看似“对症下药”,却埋下了巨大的争议隐患,韩国律师协会会长李秀哲直言:“‘煽动仇恨’的定义过于宽泛,可能被政府用来打压异见,批评移民政策是否算‘煽动排外’?反对LGBTQ+教育是否算‘仇恨性取向’?”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——2022年,韩国政府曾以“维护国家安全”为由,禁止某进步团体举办“反美军基地集会”,理由是“集会可能引发反美情绪,损害韩美关系”。

争议的核心:言论自由与社会安全的平衡战

韩国政府的“严打”措施,本质上是围绕“言论自由边界”的激烈博弈,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,不仅关乎仇恨集会本身,更触及韩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:多元与秩序,哪个更重要?

支持者认为,仇恨言论并非“自由”,而是“暴力”的前奏,韩国女性家庭部下属的“多元文化政策委员会”委员长金智英表示:“当一个群体被贴上‘